革命友谊与国家建构：干部“关系”如何塑造了强大的苏维埃国家

陈语霆/作者

保尔·柯察金的工作，呐喊与困惑

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奋斗历程一直被读者所津津乐道。然而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于官方口径中先锋党的纪律严明和高效廉洁、革命后的苏联基层政治其实充满了不确定和失序。 保尔在负伤后重新办理团证时遇到了极大的形式主义阻力，以至于最后参加了“工人反对派”以反击官僚专断，重建工人民主。

现实生活中的“保尔”——尼古拉·奥斯托洛夫斯基与其友人的通信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想象中不一样的共产主义国家：“我满怀热力冲入这片混乱激动之地。可惜，不能跑上跑下卡住该死官僚的喉咙，实在懊丧。地方党政机关不肯帮忙，还拼命阻挠工人摇晃这个贼窝…… 尽管存在阻力，我们没白费力气。已（给工人）争到八套住宅…..（党政干部）缺乏无产者对阶级异己的不妥协仇恨…… 拥护对资产阶级退让的那帮家伙，该揍得他们满地找牙。抖搂抖搂那伙做官太久成了混蛋的家伙”。

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和他自身所经历的生活都指向了一个政治现实：1920年代的苏维埃地方党政机关，还远非纪律严明且高效廉洁的政治组织。而我们知道，距此10余年后，苏维埃国家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治权力，并开始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和效率，推动那充满悲剧与争议的宏大工业化进程和政治肃清。这种历史叙述中的内在矛盾不禁让人开始思考：革命者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在混乱与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并打造出了全新的苏维埃国家？先锋党的正式制度究竟又在多大程度上为建立强大的国家能力提供了制度基础？如何解释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能在短期内（10余年间）就有效地终结了混乱与失序？为何在旧政权陷入风雨飘摇后，有的新生国家（state）可以在革命者的推动下拔地而起，有些新生国家则变为一盘散沙？更进一步，如果苏维埃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强国家（strong state），那苏联又为何会最终解体呢？

苏联的国家能力源自何方？

究竟什么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提出，国家能力可以分为两种：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与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在国家建构（state builiding）的早期阶段，国家能力包含着对领土管辖能力（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军事强制能力（military-coercive power）与财税获取能力（revenue extraction）；而在后期阶段，国家能力亦包括促进发展的经济与社会职能（socioeconomic function）。

在考察国家能力的起源时，早期研究者往往侧重于宏观变量的作用。举例来说，许多文献将高压国际环境视做强国家的成因之一。为了在强敌如林的国际环境中生存，权力精英（power elite）会建造一个具备出色的强制执行能力与财税获取能力的国家。此外，也有研究者指出，当宏观经济社会结构成为了工业发展的障碍时，强国家亦会浮现。

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早期的比较政治学将苏联国家建构的成功视作为宏观经济社会结构、国际环境，和正式政治组织（form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扩张这三股社会力量协作的产物。斯考切波在其名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强调“苏联共产党的垂直领导体系与清晰严明的纪律使其较沙皇体制而言在中央协调（central coordination）更为成功”。

然而，这样的宏大叙事有着难以规避的缺陷。首先，这些解释忽略了个体的能动性，将个人选择仅仅看作其对所处政治结构的被动反应。其次，诸如政治精英的私人关系等微观变量被完全排除在了分析之外。最后，上述路径建立在对少数欧洲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总结之上，对其他国家的解释力较为不足，有时甚至不符合源自史实的经验证据。在苏俄这一案例上，越来越多的历史与地区研究显示，在革命后的10年间（1917-1927），不少边缘地区的行政组织依然十分松散且虚弱。例如Roger Pethyridge 便在一项针对苏俄边远地区地方政治（local politics）的研究中指出：“混乱横行（是地方政治的常态）。政府高层下达了粗糙的指令，但这些指令往往无法被很好地理解并遭到了无视。”为了解释苏俄的国家建构何以成功，我们必须将目光聚焦到微观变量上去。

革命者的圈子

那么，究竟是是什么推动了后革命条件（postrevolutionary condition）下苏维埃国家能力的巨大提升呢？一个新的解释是：正式政治组织与非正式社会结构（informal social structure）的交织（intersection）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Gerald M. Easter 在其1996年发表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的文章Personal Networks and Postrevolutionary State Building: Soviet Russia Reexamined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革命领导者个人网络的结构对苏维埃国家的领土管辖能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将个人关系网络（personal network）定义为一个非血缘基础，非正式的团体（association）。其成员具有集体认同感（group feeling）与亲近感（intimacy），并遵守着同样的组织行为规范（group norms of behavior）。

在苏俄，个人关系网络是布尔什维克的权力精英们长期地下工作与武装斗争的结晶。首先，建立关系网络对于革命胜利前的布尔什维克们而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生存战略。作为帝俄时代的非法政治组织，布尔什维克的活动需要各个地区的地下委员会来策划，协调和实施。由于地下委员会面临着被渗透，流放和镇压的持续威胁，培养信任和名誉对革命者而言就显得十分重要。革命者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便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浮现并不断壮大，甚至成为了他们获得技能的重要途经。

其次，在内战期间，不确定的战局和稀缺的资源使得红军军政干部只能控制有限的领土区域。这种情况下，地下个人联系（underground ties）被政委们用于巩固外围地区的政治基础，并为红军的作战与政治行动提供便利。

最后，苏联早期的领土治理制度亦对个人关系网络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内战时期的地区党政机关往往缺乏正规建制。1920年10月一项针对40个基层党组织的调查显示，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布尔什维克中央领导的标准化改革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才徐徐开始。在内战后的10年里，地区党政干部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运用其在革命前锻造的关系网络来调拨资源、任免人员、管理资金。

历史中的苏俄地方党政机关：个人关系网络与正式制度如何协同演变？

内战结束后，大批身处地区干部小圈子中的革命者开始进入政治-行政岗位。在1922年至1924年这短短两年间，地方党委书记（local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ies ）中有着革命前地下工作经历的干部比例已从52%飙升至71%。到20年代末期，地方党委组织已跃升为连接中央政府与乡村、边疆地区的制度支柱。

有趣的是，这一变化并非是中央政府能力增强的表现，恰恰相反，地方党政干部间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往往会阻碍中央政府控制特定区域的尝试。在这些地区，地方大员与中央政府间的冲突往往十分激烈。直到20年代末期，随着跨地区关系网络的逐步建立与多位地方大员晋升进中央政府，苏俄的央地矛盾方得以有效缓解。

更细致地说，上述过程可以被拆解为两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中，苏俄中央政府于1920年设立了新的“地区局”（opblastnyi biuro) ，将大片边疆区域转化为了一个个单一的行政区划。地区局首先在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乌拉尔与远东地区组建，并逐渐推广到全国。首批地区局领导人均是受过严格考验，有着长期（革命前）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他们上任之后，即动用个人关系网络运来任免下属、巩固政权。

第二阶段从内战时期持续到1930年代中期，期间大批地方干部升迁进入中央。在1919年至1925年间，76位中央党政干部中只有5位曾有地方工作经验。然而在1927至1934年间，73位中央党政干部中有14位都曾是地方大员。

在老一辈地方干部升迁之后，被他们提拔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开始肩负起地方治理的职责。从而中央政府与地方党政机关间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得以出现。这些非正式关系网络与正式制度互相交织和补充，让苏俄国家的领土管辖能力获得了显著提升，随后激进的集体化和工业化经济改革便是以此为契机。

高加索地区关系网的形成：一个“山头”的演变

在苏俄的不同行政区域中，高加索地区对于研究者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基于私人通信记录和官方人事档案，研究者们得以将高加索地区党政干部的个人关系网完整地描绘出来。

这一网络起源于革命前的地下工作委员会。内战爆发以后，高加索地区成为了白军、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与外国势力的缠斗之地，以至于布尔什维克组织不得不维持地下状态。这段特殊经历使得高加索地区的个人网络得以不断强化，等级关系也随之确立。直到红军浩浩荡荡开赴高加索前，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没有任何正式制度。在红军到来之后，地下工作者们加入了军政委员会，并为巩固当地政权做出了持久的努力。

高加索地区军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奥尔忠尼启则上任之后，迅速开发出了一套情报搜集系统。这一系统的基础，正是先前身处个人关系网中的地下工作者。不仅如此，在其后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多次军事与政治行动中，地方干部们均依靠其个人关系网来进行人员协调，以保障行动的成功。

1920年，中央政府在高加索地区设立了新的“地区局”——高加索局。与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关系密切的干部们占据了局内的实权职务。也就是说，原本处于非正式个人关系网络核心的”圈内人士“成为了正式政治制度中的关键人物。在1921年新成立的北高加索局中，类似的情况则再次上演。个人关系网还使得核心成员得以获取金融资金，以及住房、食物、就业岗位与教育机会等稀缺资源。

1926年，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米高扬三人入选了中央政治局，而且均获得了实权职务。这使得高加索地区的非正式个人关系网络得以进一步延展，并超越了当地的党政机关结构。关系网络的持久生命力，让苏维埃国家当地站稳了脚跟，也为后续充满悲剧的农业集体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干部关系与领土管辖能力：“山头”如何成为国家机器的后盾？

在正式制度并不完善时，非正式制度——个人关系网便承担了信息交换，资源分配与精英协调的职能。内战时期的1920年，地下关系网几乎是基洛夫与米高扬开辟北高加索革命者与红军主力部队之间通信与补给线的唯一可靠途径。而当基洛夫在1919年6月向列宁与斯大林报告高加索局势时，他几乎完全依靠米高扬寄送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

在1920年地区局建立之后，个人关系网则跟尚不健全的正式制度起到了互补作用：内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忠诚降低了制度运作的成本，推动了苏俄领土管辖能力的提升。档案证据显示，个人关系网的作用着重体现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信息交换（information exchange）。直到1930年，苏俄中央干部仍然很难确定指令是否被有效传达给了地方党政机关。在高加索，超过三分之一的地区没有电话与电报通讯网。因此，个人关系网便成为了中央干部传达政策指示与地方干部汇报属地事态的首要途径。

其次是人事任免与地方争端的处置。在1920到1930年期间，高加索地区的地方党政机关常常被派系斗争所困扰。在面对这些争端时，基洛夫与奥尔忠尼启很多时候都采取了亲自干预的做法以化解、压制冲突。举例而言，在1926年，基洛夫本人已经被调入列宁格勒6个月后，他依然亲自干预了一场阿塞拜疆党组织与行政机关间的冲突。1929年，基洛夫亲自任命了阿斯特拉罕地区党组织负责人。而奥尔忠尼启则也多次通过私人书信的方式直接处理了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冲突与权力斗争。

最后，在执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时，个人关系网则成为了重要的动力来源。由于高加索地区有着从事个体劳作的习俗，集体化遭到了农民的强烈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基洛夫再次动用了其个人关系网来向地方干部分配政策优先任务、设定集体化进程，并向其他中央权精英提供情报。在集体化于1930年代造成大规模粮食短缺时，基洛夫也动用了其个人关系网络以调度粮食来缓解局面。

结论与尾声

革命之后的苏俄国家建设有两项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1）个人关系网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地方机关的正式边界内，还会超越组织结构，成为跨地区，跨央地的非正式制度；2）基于个人通信与解密档案的证据表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个人关系网对苏维埃国家正式政治制度与领土管辖能力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第一，在任何正式现代组织之中，非正式网络——圈子都会塑造人的行为与观念。然而，目前网络分析的结果往往难以与国家主义研究范式、理性选择范式等主流社科范式产生对话。权力精英（power elite）的非正式网络与其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往往会被偏爱博弈论的政治科学家们忽略。

第二，苏联的经验为我们考察威权巩固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威权国家中，权力精英间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派系间的竞争可能对国家能力的增强起到独特的促进作用。在充斥着博弈论与高阶统计方法的比较政治学领域中，重新引入微观变量与多元视角，或许将为对威权政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打开新的出路。

第三，通过考察个人关系网与正式结构的交互作用，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威权的不稳定性——比如苏联为何会解体。由于勃列日涅夫的“信任干部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苏联地方精英的横向与垂直流动性均大大降低。其结果便是，地方党政干部的“朋友圈”只能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地区之中，地方领导人变成了“山大王”，原有的超组织关系网日薄西山。到了80年代，腐败的地方精英开始利用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倒逼中央提供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特权生活。当戈尔巴乔夫试图用激进的政治改革消除这些”山头”时，利益受到挑战的地方精英开始不断违抗中央的命令——国家机器的失序与混乱便由此拉开了帷幕。

主要参考文献

Easter,  ldMann, Michael.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olitics.

次要参考文献

Finkel, Evgeny. “The Phoenix Effect of State Repression: Jewish Resistance during the Holoca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109, no. 02 (2015): 339-53. doi:10.1017/s000305541500009x

Gerschewski, Johannes. “The Three Pillars of Stability: Legitimation, Repression, and Co-optation in Autocratic Regimes.” Democratization20, no. 1 (2013): 13-38. doi:10.1080/13510347.2013.738860 Mann, Michael.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Migdal, Joel S.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0.

Skocpol, Theda.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