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军事策略变化,有这样两个关键因素

提要:麻省理工学院M. Taylor Fravel教授的解读。

张镇宇/文

图片来源:ncuscr.org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军事战略发生了多次变化。军事战略是大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诸多视角都可以对军事战略的改革给出合理的解释,例如国际局势以及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武器工业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等等。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M. Taylor Fravel教授在2019年出版的书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中提出了两个理解中国军事策略变化的重要因素:当前国际上的实战中是否有新型战争形式的出现,以及党内高层是否存在共识。

中国的军事战略变化

研究者指出,自1949年以来,中国一共出现了9种战略方针(见下表,翻译自书中第34-35页)。

至于如何衡量军事战略的改革是否重大,一方面需要观察这个战略本身是否明确表达了对战争新形态的描述,以及对军队的备战模式做出改变。另一方面,是否能观察到军队内的组织结构,行动方针,训练模式等具体行为的改变也至关重要。

研究者认为1956、1980和1993年的战略方针改变均是为了应对战争新形态的出现而做出的重要战略改变。研究者对这些战略变化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军事战略的重大改变主要是为了应对战争形式的变化。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处在一个稳定并且十分团结的状态下。

军事战略变化的动机

当前学界对军事战略变化的主要的可能动机有一个大概的共识。

首先便是是外部安全威胁程度的变化。这可能是主要作战对象军事实力的提升,或者是出现了新兴的潜在作战对象,亦有可能是本国在军事冲突中的失败让其意识到了当前的战争准备无法应对外部的安全威胁。

而第二点便是为了应对核心作战对象的军事战略变化,也就是“反应式的创新”(Reactive innovation)。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便精密关注美国对其的军事策略变化并及时做出跟进与调整。

第三种可能则是为了应对国家目标的变化而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并非由于战争形式本身的变化。例如,在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取得了菲律宾的所有权,美军也必须为美国维护在东南亚的这片殖民地而做出战略调整,在当地建立海军基地,增加海军实力。

第四种动机则是为了应对科技进步带来的未来战争形势的变化,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便是当年飞机的发明,随后空军的出现和对战争模式的改变。当然,这些动机还是无法解释为何一些国家在并没有直接以上提到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也会做出改革。

第五种动机便是当前国际战争的参考效应(Demonstration Point)。在结构现实主义创始人Kenneth Waltz的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国家在国际社会这个“竞争性领域”(Competitive realm)中会试图去模仿其他国家成功的军事战略,尤其是军事大国的武器配置和具体战略。例如,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展现的精确打击能力便被其他国家所重视并模仿(Emulation)。

当然,以上对军事战略变化的解释侧重于国际情势的变化, 从军队内部来看,也有两种可能的动机去改变军事策略。从组织理论的角度上看,军队很有可能为了自己的整个组织体系中的地位,资源和声望去改变,或者要求改变军事策略。第二点便是军队内部环境的变化,例如法国在一战与二战间隙某年短期的减少募兵会让军队的战略变得更防御性(Defensive)。

一个最新的可能验证以上两点的相关例子便是在印度。由于疫情的影响,莫迪政府预期将会在明年下调军费开支,也因此在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论述上政府会相比军方温和许多,例如莫迪强调中方军队并未越界,以期待军方可以配合政府的宏观战略减少战争发生的几率。而军方似乎则为了自己的声望和未来更多的资源而试图借着印度民族主义的风潮激化当下矛盾。

军事战略改变的机制

在出现了改革的动机之后,其背后的机制由政军关系区分往往也有两种:由政治主导和由军方主导。

第一种情况便是,当国家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环境,亦或是国家存在修正主义的目标(revisionist goals)时,军事战略必须改变以服务于更重要的国家宏观战略之中。也就是说,政治领袖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主导军事层面的改变。

另一种情况便是军方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进行战略调整。一般认为,军方会对当前的战争模式的改变更为敏感,其自主的战略改革显得更为合理。这两种机制显然一般不会并存。当局势较为紧张时,或者对于宏观战略规划在政府和军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ies)更为严重的时候,政府往往就直接介入军事战略的改变过程。

在提到上述的军政关系之时,人们往往会提到以“文明冲突论”而为人知晓的大师萨缪尔亨廷顿的《军人与国家》一书。当然,在分析中国的军事战略改变时,亨廷顿的理论框架在此并非适用。中国军队坚持“党指挥枪”这一基本理念,而“政军关系”也变为了“党军关系”。这就决定了关于国家军事政策的争论不会发生在党和军之间,而是军队之间作为党的一部分在党内进行内部讨论。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到,对于中国军事战略是否需要转变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党内是否能达成共识。

总结

基于战略改变的动机和机制两方面的考虑,研究者强调中国军事战略主要取决于:在动机层面,当前世界是否有战争形势的巨大改变,此为必要条件;而在具体的机制上,党内的共识是否存在则是一个改变发生的充分条件。

在此我们十分简单的以1993年的军事战略改革为例。从动机角度来看,美国在1990年开始发动的海湾战争让中国意识到高科技对现代战争的重要影响。例如,中国原本预期美方会以大规模的地面作战为主导,空军仅仅是辅助作用。但没想到美军快速破坏了伊拉克方面的预警雷达使伊方整个防空网络快速瘫痪,随后掌控了制空权的美国空军便开始利用电子干扰设备,F-117隐形战机,以及激光制导炸弹等武器对伊拉克进行了地毯式轰炸。美军的快速投送兵力的能力也给中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中国意识到军队需要新的战略改变,由于无论是从武器设备上还是战争理念上与美方的巨大差距。

但是为何军事策略的改变直到93年才出台呢?研究者认为,当时党内对国家发展的战略还未达成共识,直到邓小平92年南巡并帮助中国重新确立改革开放的方向之后,这样的党内共识才可以让军事战略有做出改变的条件。

核心逻辑:中国军事战略是否改变,翻译自本书第25页

参考文献

Fravel, M. T. (2019). 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 P. (1981).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 N. (2010).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velan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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