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民主国家的权力游戏
王也/政见观察员
长久以来,政治权力在非民主国家如何被分配和传递,一直让(来自民主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们困惑不已:一没有选举揭示的民意基础,二缺乏宪法保证的稳定制度,一帮大佬聚集在小黑屋里,是怎么决定各自的职责和排位的?为什么不会发展到用内战来解决问题呢?
更令人不解的是,同样一套政治规则下,每次产生的人事安排往往还相差甚远。比如斯大林是个一言九鼎的独裁者,勃列日涅夫却要依靠同僚的合作才能维系统治。这又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从历史上看,民主政治的普及只是近两百年的事情,非民主政治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因此可以想象,非民主政治的运作中,也许包含着比“投票”更加深刻,更加悠久的政治学规律。
“胜利联盟”的由来
理性主义学派的开山祖师William Riker,曾提出过“胜利联盟”的概念。
他认为,无论在何种政体中,统治的持续都需要得到足够多其他社会成员,也就是“胜利联盟”的支持。在民主政体中,这个联盟是半数选民;而在非民主政体中,联盟则由军阀或者寡头们构成。
纽约大学教授,《独裁者手册》一书的作者Bruce Bueno de Mesquita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他指出:“胜利联盟”的建立,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成员们只有在相信自己能从统治者这里获得足够多好处的时候,才会拒绝反对派的收买。因此,普通人可以从民主政治中受益更多。
不过,上述分析都是基于静态的博弈均衡,而现实政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每一期的权力结构,都会给下一期的布局带来变数。更重要的是,非民主政体中,政客甚少受到制度的束缚,因而难以做出有效的承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时有发生。
既然这样,“胜利联盟”又怎么能保持稳固?
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跟他的两位合作者,芝加哥大学的Sonin和西北大学的Egorov一起,将“胜利联盟”的框架拓展到了动态情形。
他们凭借着高超的数学技巧,和对历史的深入洞察,建立了一套不依赖于任何具体政治架构的一般理论,对非民主国家的权力游戏做出了更加准确的刻画,并得出不少颠覆常识的结论,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于非民主政治的认识。
寡头们如何分配权力?
与前人相比,阿西莫格鲁等人更加关注政治权力的传递过程。
他们将这一过程简化为接连进行的一串提案-表决环节:现任政府中的每个成员轮流提出对新政府人事的设想,其他成员则选择是否支持。当某一方案的支持者构成了一个“胜利联盟”的时候,该方案即被付诸实施,新政府由此诞生。
很显然,每个提案者都希望自己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举例来说,现任政府由四个人组成,其力量大小可以分别量化为3,4,5和10(这里的力量可以是手中的军队数、在民众中的影响力等等)。我们假定,只要支持者的力量值之和超过总值的半数——在这里是11——新方案就会被通过,那么显然,力量值为3,4,5的三个人会很乐意联手把力量最大的玩家排除在新政府之外。面对这样一个联盟,力量为10的那位也只有仰天长叹。
可见,拥有无可匹敌的实力,并不一定意味着你能在权力的游戏里笑到最后。
有人可能会问,那力量为10的玩家为什么不试图去拆散另外三人的联盟呢?苏秦有合纵,张仪不就有连横吗?
这里就体现出了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洞见。他们指出,政治人物在乎的不仅仅是当下的得失,还有长期的收益。如果3、4、5中的任意一人选择跟10合作,把剩下两人踢出政府,那下一个遭殃的必然就是自己,到那时想找人“合纵”都做不到了。
只有当玩家们短视至极,宁愿爽上一把而不在乎接下来就会被踢出局的时候,“连横”策略才可能成功。这种情况下,最终基本上会出现一家独大的政治格局。
同样的道理,在3、4、5三人构建了新的政府之后,这个联盟将会长期保持稳定。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再缺少一人,政府就会迅速坍塌成独裁统治。比如4和5挤走3,那接下来5就会再踢开4,所以4一开始也不会跟5合伙。类似的推理使得每个玩家都愿意信守盟约。
几位学者把这种状态称为“最终执政联盟”(Ultimate Ruling Coalition)。
他们证明,在博弈的均衡状态,存在着唯一的权力转移规则。也就是说,给定必需的“胜利联盟”(比如过半的总力量值)和每个玩家的力量分布,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终执政联盟的构成。初始力量分布有所不同的话,游戏的结局也会相应改变。
以上的基本想法体现在阿西莫格鲁等人于2008年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的一篇论文里。
搞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以上设定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最后的权力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给定的“胜利联盟”条件的约束。但真正的大玩家,其实并不希望受到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
他们更倾向于跳出棋局,创造自己的一套玩法。
在201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文里,阿西莫格鲁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究。
有趣的是,虽然更换游戏规则看起来比更换政府成员要来得高级,二者遵循的内在逻辑其实相差无几:手握实权的政治家一旦预期到,在新的玩法下自己难以维持优势,那就不会有任何推动改革的动力,哪怕改革可以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他们举的一个例子是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的转型。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在立宪君主制下,产权能够得到更多保护,经济增长的潜力更大,包括君主在内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但纯经济学分析忽略的一点是,立宪君主制下,博弈的主动权转移到了民众一方,代表民意的议会很可能在之后要求更大的权力,直接推动代议制民主,逼迫君主下台。
考虑到这种潜在的威胁,绝对君主们面对立宪的呼声经常犹犹豫豫,也是情有可原。
三位学者在2015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论文中发展出了另一种思路。
他们这次假定,外在的社会环境变化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会以一定概率朝着某个方向不停转变。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所需的“胜利联盟”有所差别。因而政治人物们在决定今后的制度安排时,还要将这种不确定性纳入考量。
对于未来的担忧,将会显著地改变玩家们采用的策略。假使当权者预期改革派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那么就会立刻使用一切手段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
以上三篇文章体现了一些共通的政治学原理:在任何社会中,大动荡过后的初始力量分配,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游戏之后的走向。如果缺乏良好的制度来保障承诺的履行,那么政治家对于失去权力将会更加恐惧,从而会阻挠任何可能危害他们地位的变革。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大多数时候,这对于民众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非民主政权能选用能吏吗?
2010年,三位学者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撰写过另一篇文章,将官员的能力引入到了模型之中。
他们想回答的问题是:在不同的“胜利联盟”条件下,均衡状态时选出的政府在能力水平方面会有什么差异?
在这个模型中,普通民众也有进入政府的机会,但是必须得到当前“胜利联盟”的批准。允许能力更强的人成为政府雇员,可以提高全体民众(包括政府成员)的福利。
可是跟先前一样,当旧政府中的“胜利联盟”成员意识到,新人的涌入会导致他们话语权的丧失时,他们就不会再吸纳有能力的民众参与政治。
阿西莫格鲁等人证明,只有在完全民主,即“胜利联盟”不包括任何旧政府官员的政体中,我们才能确保政府由社会中能力最强的人组成(假定人们都想要为公众服务)。
否则,只要旧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一点否决权,均衡结果就还是会依赖于初始的政府人事安排,而且无论多糟糕的政府,都有一直存续下去的可能。
此外,民主程度较高(“胜利联盟”里旧政府官员较少)的政权,在面对危机时会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更容易选出有力的领导者。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增加非民主国家中好政府出现的概率呢?
答案是,让旧政府中的某些成员获得更加稳固的权力。
乍看上去,这似乎跟我们的直觉不符,但背后的道理不难理解:倘若旧政府中的某个派系相信,他们不会在政治变革中失去权力,那么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反对变革,从而减少改组政府的阻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一些国家仍然要保留王权——在国家需要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国王可以凭借其超然的地位,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保证政权过渡的平稳进行。
在去年发表的综述性文章“Formal Models of Nondemocratic Politics”中,三位作者提出,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工作,将会是非民主政治研究一个新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可以添加更多的元素,比如信息不对称和实际的政治制度,以期对权力游戏的本质有更加全面的了解。而从这些模型中得出的诸多推论,也为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者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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