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工业山水

作者/Craig A. Smith

翻译/王菁

图片作者：杨泳梁

在二十一世纪，对许多人而言，工业山水看上去已经成为了一种最为陌生的艺术形式。然而，无论是无数烟囱里冒出的滚滚浓烟，还是锃亮发光的石油工厂里密密麻麻的管道网，一度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场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描绘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理想生活——扎根于共产主义、阶级意识，以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尽管许多苏联作品在几十年前就展示过这种艺术形式的许多元素，苏联的艺术家和理论家正式提倡该形式还是在1934年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大会上。他们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真实的描绘，历史性地具体表现了革命发展阶段的现实”，并向全世界推广。随后，这种形式抵达中国和朝鲜，并且早已形成了一套程式化模式。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渐被人遗忘，但它依然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占据主流地位。

在苏联时期，艺术家们把工业山水当作宣传和艺术品的背景。那些背景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及他们理想主义化的雄心壮志。这些作品明显强调了klassovost，有时被翻译成“阶级意识”。该类型的典型代表也会展示partinost，即对党及其原则的忠诚，还会体现norodnost，指的就是人民或国家的雄心壮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工业山水一直处于该类型的边缘地位。不过，中国和朝鲜都拥有悠久的山水画传统，在70年代中期，这些工业山水也曾短暂地成为两国艺术家创作的焦点。本文考察了宋文治（1919-1999）和郑永万 (1938–1999)的遗产，两位分别是两国最富盛名的工业山水艺术家。本文将向您展示，不同的革命历史如何造成他们艺术遗产和成就的差异。

宋文治和工业中国

在中国，宋文治创作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工业山水作品最为人熟知。宋文治受传统艺术训练的熏陶，尤为擅长山水画。文革时期的头几年，他被迫在一家工厂做工。自1972年起，他又重拾画笔。1973年，组织上任命他为江苏省美术创作组副组长。自此以后，宋文治以继续绘制优美的山水画。不过，他的作品中开始展现工业现代性的元素，画笔下的崇山峻岭在传统中国山水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工业图景之间游移。

在他的许多绘画作品中，宋文治都微妙地引入了现代元素，使之成为这些作品的主要特征。“太湖新装”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然而，他唯有在少数几幅绘画中才完全臣服于工业山水画风。他的作品引人注目，它们不但是传统中国绘画的代表性杰作，至今仍然是标志性作品，提醒着我们那段过往的时光。在这些作品中，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他1975年的杰作“扬子江畔大庆花”。宋文治承革了传统的技法，山川在他的画笔下变成了工厂，鲜花绽放，如同滚滚烟云，从林立的烟囱中冉冉升起。

“太湖新装”，宋治文（1979）。

 “扬子江畔大庆花”，宋文治（1975）。

宋文治并未延续这种画风。或许是出于上级密切的监视，还有革命‘市场’的推动，抑或是他在文革初期的经历——无论出于上述何种原因使得宋文治创作了那些绘画，在毛时代的末期，他还是回归到了传统的山水画。虽然宋文治后来也会不时绘制发电厂的素描，他再也没有重拾工业美景的主题。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这种艺术形式也无处安身。然而，朝鲜则完全不同。那里，革命从未结束。

郑永万对历史和工人的描绘

1973年，也就是仅离宋文治绘制“大庆花”两年之前，朝鲜最出名的画家之一郑永万创作了一幅工业山水画，令国人惊叹不已，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索朝鲜画这一艺术类型。“降仙的晚霞”在历史性、艺术性和意识形态性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也很大程度上使得郑永万成为了万寿台创作社的副社长和朝鲜美术家同盟委员会委员长。

降仙钢铁厂见证了千里马运动的诞生。1956年12月，当金日成参观该钢铁厂时，他发起了这场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生产力运动。与中国的大跃进和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不同的是，朝鲜的千里马运动至今依然在国家身份中占据核心地位。在东亚传说中，千里马指的是一匹神驰千里的宝马，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它指的则是朝鲜工人的惊人潜力。直至今日，您还可以在朝鲜各处发现这匹马的形象。不过，郑永万对工厂的描绘同千里马一样，也成了朝鲜历史上这段决定性时刻的一个象征。

（1）“降仙的晚霞”，郑永万（1973）。（2）图中，工人和士兵正骑着千里马奔驰前进。“强盛大国！主体99年（ 公历2010年）: 祝贺新年。”（3）面值十元的朝鲜纸钞。

“降仙的晚霞”是郑永万最重要的作品，它挥别过去简洁有力的水墨朝鲜画，创造了极具标志性的图像，并成为当今常景之一。这幅画曾出现在面值十元的朝鲜纸币上，至今也依然是新年海报的背景。若您游览平壤的朝鲜美术博物馆，您也会发现这幅画正在欢迎往来的游客。而且，官媒上对“降仙钢铁厂”的使用，确保了来到朝鲜的游客必然会遇到这幅迷人的绘画。游客或会见到该画的原版，或会在无数宣传海报的背景中见到该画面。这幅画自诞生以来，已被传统绘画吸收，成为了后者画面的一部分。

真实美景和理想美景

对工人、科学家和农民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山水画关注的是理想的现实，而非真实的现实。朝鲜将这个想法发挥到了极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工业山水画在俄罗斯早已风光不再，在后社会主义中国也不再占据一席之地。在当今中国，烟囱的图像能让人想起的是空气污染的问题，而非伟大的工人阶级。不过，这种山水画依然在平壤具有象征价值，国家仍旧推崇工人在持续斗争中的角色和地位，利用他们维持和改善国家与党的形象。

“再来一次，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让我们生产各种产品吧！”

就宋文治而言，他富有创意地改造了中国传统艺术，绘制了国家工业成就的美好图景，引人入胜。尽管如此，相比之下，郑永万的“降仙的晚霞”还是经住了时间的考验。直至今日，后者因其对工业美景的传神写照，还是令人着迷。同时，从执政党政治话语的角度来看，后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也使其能够持续获得官方支持。千里马运动在朝鲜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也奠定了该画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范本地位——它将党、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团结了起来，这种效果在中国就无法实现了，毕竟后者有着更具争议也更为复杂的革命历史。

不过，郑永万的成就也不仅限于意识形态。受污染的工业山水向来不是标准美景，哪怕是在全球关注气候变化之前，也极少有人漫天的滚滚废气中发现美感。然而，若曾有人站在混凝土屋顶上，隔着刺鼻的废气，观赏五彩斑斓的夕阳晚霞，那么，他们就能理解，这些绘画不仅仅代表了物质上的发展——它们无疑还是美丽的艺术品。

（本文受权翻译自《Made in China》。作者简介：Craig A. Smith，目前是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博士后，2018年7月开始将就职于墨尔本大学。他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思想史和社会史。其中，他尤为关注用于抵抗帝国主义的思想概念及其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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