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舍沃斯基:瘟疫时期的生活

提要:在世事恢复常态之后,我们在危机之中被迫习得的那些行为,是否还能继续维持?危机之前和危机之后,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吗?我们,真的能从痛苦中学到教训吗?

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作者

王也/翻译 

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现为纽约大学政治系荣休讲席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他出生于二战时期的波兰,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亲身经历了1973年的智利政变。他一生致力于对民主理论和民主化的研究,出版著作十余本,其中《民主与市场》《市场与发展》等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必读之作。2010年,他被授予政治学的最高奖项Johan Skytte Prize。

自疫情开始以来,闲居在家的舍沃斯基教授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记录他对于时代的观察和思考(https://sites.google.com/a/nyu.edu/adam-przeworski/thoughts)。经作者授权,政见团队在此发布其中文版(精华版先前已发表于端传媒)。

一、第一反应

 2020年3月18日

我这里所写下的,不外乎是对当前事件的一些杂感,以及对其长期影响所做的推测。显然,这可以被视为幽居病(cabin fever)的产物:隔绝了所有的物理接触,那么人和人也只能通过思想来互相联结。随着这灾难不断发展,我的写作也将持续。

一点个人的注记:再过两个月,我就要年满80岁了。在这80年里,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地狱。我出生在华沙。我四岁的时候,德国人在那座城市一幢接一幢地烧毁房屋,并将其中的居民驱赶出去。在不断落下的炸弹之间,我的祖母、母亲和我徒步了15公里,才抵达一处临时设置的集中营。一整个礼拜的时间,我们都预感自己要被处决。但最后,德国人决定将女人和小孩塞进牛车,在一个深夜扔在了某处田野之中。战争结束之后,饥荒来了。我人生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八岁那年,当我母亲发现,自己没钱坐电车去领取自己当月薪水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枚失踪的硬币。我经历过共产主义,经历过美国的越战时期。1973年9月11日,当智利发生政变的时候,我正在那里,险些未能逃离。当另一场悲剧于9月11日发生之时,我则身处纽约。我以为,我已经尝遍了各种可以想象的痛苦。但我从没想到,我的80岁生日,会是跟太太两个人关在家里度过,连我的女儿和外孙女都不能出席。与此同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几百万人身患重病,数以万计的人垂死挣扎。

我也不认为其他人想到过。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忽视了关于社会接触的警告。其原因之一,就是怀疑。如果你认为某些事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你从没想过某些事是可能的——更新信念,并相应地调整行动,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不能用我们用以研究信念改变的标准模型来分析。即使我们改变了心意——就像特朗普最近所做的那样——信念的更新也是缓慢的,没来由的乐观主义会伫留心头。即使我们最终意识到了危险,我们的大多数行为也是基于习惯,而不会每次都进行理性的决策。如果这么多年来,你每天早上都买一份《队报》去同一家咖啡馆阅读,甚至不用点单,侍者就知道你想要什么;那么,改变习惯会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才需要被国家强迫着来改变自己的习惯,无论我们的信念是否已经不同。我很好奇这种做法在长期会有怎样的政治影响:如果这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中国就是我们的未来;如果失败了,那我们将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动乱之中。

我并不确定,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为之惋惜。纽约市长白思豪一直未能下定决心关闭公立学校。一个原因是十分之一的学生,大概11万4千人,无家可归,食物的来源只有学校午饭。多年以前,在这座城市里,我曾不经意间听到了两个有钱人的谈话。一个问另一个:你有多少套房子?另一个说:十四套,其中一套是家族产业。原则上来说,我不反对一个人拥有十四套房子,但这不应该发生在一个11万4千名学生无家可归的城市之中。说得抽象一点,我不那么在乎平等,但这繁华之中的贫困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这让我愤怒,无比地愤怒。如果我真相信革命是有用的,如果我没有见识过革命的后果,这甚至会让我成为一名革命者。所以,这只是无用的,无力的愤怒。我也对自己愤怒:至少,我本可以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提供住所。这让我对那个十四套住宅的拥有者感到愤怒,对那些被他收买了的政客感到愤怒。这让我对代议制产生了疑惑:他们到底代表了谁呢?我们将“民粹主义”视为对代议制的威胁。但这种悲叹却是不合逻辑,而且表里不一的:你不能一边感慨持续的不平等,一边又捍卫使其得以延续的制度。如果这个制度真是有代表性的,那么纽约市就不应该有孩子无家可归。

作为美国自由主义的吹鼓手,《纽约时报》曾花了一整个版面来谴责中国政府为了控制疫情蔓延而采取的严厉措施。但现在,同样的措施已经被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德国所采用。纽约市也将在几天之内——如果不是几小时之内的话——步它们的后尘。当人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所有有能力的政府都会做同样的事情。中国人民做出了痛苦的妥协——为了拯救他们自己,同时也为了拯救我们。他们是如此地遵守纪律而又团结一致。我曾经的学生从北京给我寄了一盒口罩,我为此而深深感动。看起来,现在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控制,但纽约时报仍然在花几个版面来抱怨中国的信息不透明。这跟特朗普有什么区别,跟鲍里斯·约翰逊又有什么区别?

对于即将到来的事情,美国毫无准备,欧洲国家也没有做得更好。目前的估计显示,迟早有一天,对病床的需求会三倍于其供给,ICU就更不必言。这也许并不让人惊讶,也并非不够理智。这是众所周知的“救护车问题”:一个城市应该有多少救护车呢?如果其数量能满足高峰时期的需求,甚至能应对意料之外的情况,那平常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救护车都应该是被闲置的。因此有一种论调说,在灾难袭来之际,救护车数量不足,恰恰是理性抉择的结果。但想想军事装备吧。对从不会被使用的核武器进行投资真的就理智吗?事实上,我们投资于此,恰恰是为了不去使用它们。这就是“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含义。那么坦克呢?我不确定具体的数字,但我敢打赌,我们生产出来的坦克,很少真正上过战场。我们为了最坏的可能而准备了坦克,却没有准备病床。这真的理智吗?(感谢Stephan H对此的观察)

如果我们真的做好了准备,我们本可以避免这场疫病的最坏情况。我不确定我完全理解传染病模型背后的数学。但假如我们可以对每一个人都进行检测,那接下来我们就能够识别那些被感染的人,把他们隔离一段日子,然后迅速消除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哪怕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是易感者。被证实获得了免疫力的人,就可以回去工作。显然,这种情境假设检测很少出现假阴性——我不清楚这出现的概率有多大。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没准备好,也几乎没法对所有人进行检测。所以我们需要依靠无差别的物理隔离,并承受极高的感染率。

隔离是很无聊的。我无法专注于我通常做的事情。思考除了病毒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此刻都显得没那么重要。出于习惯,我每天都会查看足球网站。但现在比赛没有了,唯一的新闻就是球员感染了病毒。不过就像我的一位阿森纳球友所观察到的,至少阿森纳现在没有在继续输球了。物理距离增加的一个副作用是社交的增长——一种新形式的社交。我邮件和Zoom里的联系人数量在飞速上升。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在问候彼此。我们和家人朋友在线共度欢乐时光,每个人都在隔离,每个人都端着一杯酒。但,这并不是什么替代品。有些事情,诸如围坐桌旁、触碰、握手和亲吻,是无法被取代的。然而,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和其他人,这是不得不付出的小小代价。

这并不是我们唯一付出的代价。对死亡的恐惧战胜了对失去自由的顾虑。我们被禁止去做那些我们自认为有权利做的事情:在街上漫步、去博物馆或者餐厅,而大多数人自愿接受了这些限制。我们也自愿地放弃了,至少暂时放弃了,我们选择政府的权利,或者说——民主。路易斯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已经推迟了初选。英国将市政选举延期一年。由于伦敦市长是首相的坚定反对者,这看起来并不像是政党利益驱动的决策。担心被指责为“搞政变”的马克龙坚持举行了第一轮市政选举。但现在反对党也一致支持推迟第二轮选举。在美国,人们最害怕的是特朗普会借此机会推迟总统大选。已经有文章指出,他可以在宪法范围之内做到这点。与此同时,美国多个州和世界多个国家的议会已经休会。法国政府正在向议会寻求紧急权力,以便藉由行政命令来应对危机。权力已经集中在了行政分支。

事实上,特朗普面对疫情最初的反应让我有些吃惊。他的无能会让很多人白白送命,但也让他错过了一个罕有的政治机遇。我原本担心,在危机刚有恶化迹象的时候,他就会摆出一副统领全军的架势,架空国会和法院,篡夺所有政治权力。他的支持者当然会同意他这么做,甚至他的反对者也会为了自身性命而听从他的指挥。他搞砸了。但可怕的是,现在也为时不晚。我最近听了三位总统的演说:特朗普、马克龙,以及阿根廷的阿尔伯特·费尔南德斯。特朗普很明显表现得局促不安且愚蠢,只顾着股票市场,做出了一大堆虚假的承诺。马克龙总是在讲漂亮话,善于煽动情绪,但也承担起了领袖的责任。费尔南德斯目前为止做得最好,不打官腔,平易近人,威严而不失准确性。这让我开始思考不同的领导策略。一种是说:“我做了能做的一切。其他也没什么可做的了。(疫情)会过去的。”另一种则是:“我全权负责。无论出现何种状况,我都会处理。”第一种策略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小化了政治风险。第二种则是“成王败寇”:如果人们确信领导人控制了局势,那么会是巨大的成功;如果情况的恶化超出预期,领导人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

马克龙演讲中的一个段落让我的呼吸几近停顿:

“我亲爱的同胞们,总有一天,我们会从目前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质疑我们的世界这么多年来习以为常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缺陷已然暴露无遗,并对民主制度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挑战。这场疫情向我们揭示了,不与收入、职业、福利状况挂钩的免费医疗服务,并非成本或负担,而是珍贵的财富,是厄运来袭时不可或缺的资产。这场疫情向我们揭示了,有一些产品和服务不能交予市场规律进行分配。将我们的食物、国防,以及保护环境的能力交付他人,乃是疯狂之举。”

这段话几乎是1938年,瑞典社民党阁员Bertil Ohlin演讲的翻版:

“医疗服务的成本,乃是对最具价值之生产工具——人民自身,所进行的投资。其他形式的‘消费’,诸如食物、衣服、娱乐,亦是如此。这一点在近年来已是愈发明白。当前的潮流,是向着‘消费国有化’这一方向迈进。”

我很难想到马克龙从哪里学到了这些。我总以为他骨子里是个新自由主义者,但这里出现的却是最纯粹、最原始的社会民主主义。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形式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被社会民主主义者抛弃了。这是为了安抚左翼而玩弄的政治伎俩吗?还是他真的这么认为?

马克龙演讲中的另一部分同样令人深省。他拒斥了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要求财政赤字不超过GDP份额3%的理想主义法则。在宣布保护个人收入和增加医疗支出的时候,他重复了三次“quoi qu’il en coûte”,不计成本。甚至默克尔也说了类似的话。这条法则阻碍了政府实行反周期政策,因而常常成为欧洲人民抗议的主要目标。曾经有政府通过会计上的伎俩绕过了它,但法则本身仍是有约束力的。这会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终结吗?我们终于受够了新自由主义吗?我们会回到“凯恩斯式福利国家”的老路上吗?或者说,这只是面对危机的恐慌反应?

欧洲不再会是过去三十年里的那个欧洲了。但此次危机对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将弥漫至整个世界。特朗普在既无协商又无合作的情况下,单方面对欧洲国家实施的旅行禁令,标志着“西方”的解体。这个词本身是冷战的产物,用以跟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相区分。跨大西洋联盟以及其实体化,北约,被认为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之上。西方是“自由世界”,主张自由主义和民主。这一地理名称跟相应的政治名称并不完美匹配:拉丁美洲出现过好几个残酷的军事独裁政权,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亦然。但为了对抗共产主义,连里根总统都不得不表示对智利军政府的反对。1989年曾经标志了西方的胜利。而从特朗普总统身上,欧洲人不得不学到的一点是,美国现在是个靠不住的盟友。在尝试过跟特朗普逢场作戏之后,马克龙成为了欧洲领导人中也许是第一个意识到,欧洲不能再在经济和军事上依赖美国的人。他转向普京求援,但欧洲还有一个选项是中国。欧洲将不得不采取一些复杂的策略,以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寻求平衡。但欧盟笨拙的决策机制以及英国的退出,不由得让人们对欧洲持续执行任何策略的能力心生疑问。到最后很可能会是一团乱麻。

最后——只是本文的最后,我将持续记录新的想法——我还在思考此次危机对于科学本身,以及科学决策在政府中所扮演角色的长期影响。一些政府已经开始每天向科学家寻求建议。法国有一个十一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他们每天碰面,并向政府建言献策。即使是马克龙这样一个座右铭是“我来向你解释“的人,也会听取他们的看法。在美国,当疾控中心(CDC)的观点跟白宫的声明没有冲突的时候,他们也会发布关于疫情控制的指导。某些政策的制定需要专家的意见,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暂不论其成效如何,我们将这个殊荣授予了经济学家。但突然之间,我们转而向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医生和科学家寻求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和经济学家不同,这些学者的观点更加一致。他们承认有很多事是不确定的,承认预报都是基于对各种参数的猜测,以至于有很大的置信区间。反过来,政客们不得不在科学家的建议和经济考量之间进行取舍:如果关停所有的经济活动,我们会缺少食物和基本的服务。但是,这些讨论的态度是专业、严肃且负责任的——唯一的例外大概是特朗普,他只关心股票指数。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抉择。回过头看,有些策略可能会比其他的更加有效:英国就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但至少,这些决定是由专家,或者在专家指导下制定的,这无疑令人安心。

至于科学本身,我们可以想想,这段经历是否能增进公众对其的支持,进而带来更多的资金投入和制度变革。疫情期间,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协作令人惊叹。他们共享数据,并在开源平台上发布成果(甚至连Elsevier这样的寡头也参与其中)。当政治家们建起高墙的时候,科学家们知道病毒不分国界。科学研究由纳税人买单,但学者们却不得不为看到研究成果而付费,这种观念现在看来实在愚不可及。这种合作模式会持续下去吗?研究开源化会变成新常态吗?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被归结为一点:在世事恢复常态之后,我们在危机之中被迫习得的那些行为,是否还能继续维持?危机之前和危机之后,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吗?我们,真的能从痛苦中学到教训吗?

二、信息与行动

2020年3月24日

思考流行病最基本的出发点是SIR模型(最早开发于1927年,有个很棒的维基百科页面)。其基础版本如下所述:S代表易感者,I代表被感染者,R代表已恢复者(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则包含了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而且我们还假设免疫能力是持久的)。在每个时期,I感染β个易感者,同时γ个被感染者恢复健康。R0=β/γ被称为基本再生率,即每期发生接触之后的感染率和恢复率之商。如果R0(S/N)>1,那么疫情会继续扩散;如R0(S/N)<1,则会逐渐消退。这里的S/N是当前人群中易感者的比例。倘若任由疫情自然发展,那在长期,被感染的人数会收敛到S≤N。当没有人是被感染者,即I=0,或者没有被感染者能感染其他人,β=0时,疫情宣告结束。因此,检测被感染者是非常重要的。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将重症感染者的人数保持在卫生系统的承受能力之内。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不断地对那些并非已恢复者的人进行检测,就可以将被感染者,以及在病毒潜伏期内跟他们有过接触的人隔离起来,从而疾病不再传播,疫情得以终止。因此,来自专家们的意见是:“检测,检测,再检测。”如果不能对每个人都进行检测,那我们就只能依靠无差别隔离,或者说“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并希望以此降低被感染的人数,即βI。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关键的检测并不是针对感染的,而是针对免疫力的。一旦我们检测了每个人的免疫能力,那么确实获得了免疫力的人就可以回去工作,为其他人提供产品和服务。

如果我的理解是准确的(最新的模型还引入了真实数据和不确定性),那么大部分政府(韩国政府除外)不尝试进行大规模检测的做法就令人费解。是的,我们没有准备好。但全世界有几千所实验室可以进行检测。政府可以命令国营和私营公司大批量地生产所需设备。让我吃惊的是,大公司也没有去推动发展对免疫力的大规模检测。这明明可以让它们更快地重回盈利,而不必依赖政府的救济。特朗普政府让检测感染者在事实上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命令疾控中心不要进行检测,也禁止华盛顿州的一些实验室参与其中。我对此唯一的猜想是,特朗普真心认为这场危机会自行化解,因而试图避免让股市产生恐慌。但股市最终还是恐慌了,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仍相信危机会自行化解。

我一直在阅读有关各国政府在疫情初期如何加以应对的文章。我没有发现不同政体之间的区别。中国和美国都主动地压制了信息。法国并没有这么做。但由于所有聪明脑袋都坚信这只是一场流感,他们还是走错了路。在所有我留心关注的国家之中,只有阿根廷政府完全披露了它所知的一切,并提前做好了应对。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已经从疫情更为严重的国家那里吸取了教训。以下是我所搜集到最为可靠的消息源,每篇读起来都像是反人类罪行的编年史。

但有一件事情是十分可疑的。那些最疯狂的领导人都是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博索纳洛、洛佩兹·奥布拉多、卡钦斯基、卢卡申科……以下是对他们的一些引述:

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它(病毒)。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病人。我们已经控制了情况。一切都会好的。”

特朗普于二月末:“几天之内,(感染)数字就会降到零。我们做了很棒的工作。”

博索纳洛(巴西总统):“COVID-19只是个gripezinha(小感冒)而已。”

卡钦斯基(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党魁):“我很确定此刻没有必要宣布自然灾难状态,即紧急状态中最弱的一种。”

Rosario Murillio(尼加拉瓜副总统):整个世界正面临着新冠病毒引发的大流行,此时此刻,让我们去爱吧,让邻里、地区、社群都团结起来,彼此照应。(奥特加总统此前召集了一场公众游行,其口号为“爱在新冠病毒时”。)

卢卡申科(白俄罗斯总统):(新冠病毒)只是又一场精神错乱。有些人会从中得益,另一些人会受损。文明世界已经失去了理智。关闭边境是绝对愚蠢的举动。恐慌带给我们的伤害比病毒更大。

这仅仅是由我的案例选择而导致的偶然吗?还是说其中蕴含着因果规律?在和罗兆天合作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民粹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均衡:领导人可以凭借追随者的支持来削弱民主制度,而无论领导人做什么,追随者都会心满意足。其关键在于,领导人能够说服追随者从正面看待问题,去相信当前一切都好,至少未来会变好。真正的机制是这样吗?民粹主义领导人是不是无法承担任何微小差错的后果?

将政治操纵和纯粹的愚蠢区分开来并不容易。法国政府发言人Sibeth Ndiay说过这样的话:“新冠病毒通过液滴传播,但并不通过空气传播。在足球场里,你身处露天,并不会因为空气而感染。”(公平起见,她可能是被命令说了这些。)智利卫生部长Jaime Mañalich于3月22日表示:“没准病毒会变异得更加温和呢?这样的话,其唯一后果就是常见的感冒,就像过去那些冠状病毒所引发的那样。没准病毒就变异成了好人呢?如果真是如此,我们现在做得怎么样其实并不重要。”最妙的说法大概来自博索纳洛:“有危险的是60岁以上的人。我们关学校干嘛?”

1929年,魏玛德国凄惨的经济状况为各路庸医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兜售各类万灵药,但最后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我最喜欢的一味药方,是说吃松软干酪能治百病。当人们绝望的时候,他们愿意接受各种希望。因此,听到特朗普、博索纳洛、洛佩兹·奥布拉多以及马杜罗说出如下的话,并不稀奇:

博索纳洛:“不会有经济崩溃的。我对喹诺醇这味药有信心。它的疗效在巴西国内和国外都经受了检验。”

洛佩兹·奥布拉多(墨西哥总统):“当被问及他是如何保卫墨西哥之时,洛佩兹·奥布拉多从口袋里掏出了两个宗教护身符,并骄傲地展示起了它们。‘退到我后面去吧,撒旦!’洛佩兹·奥布拉多读起了护身符上的铭文,‘收手吧,仇敌,基督之心与我同在。’”

马杜罗(委内瑞拉总统):“一名追随查韦斯主义的科学家为委内瑞拉的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开了一剂药方,一种他宣称能抵御新冠病毒的混合物。为了防止感染,所需成分包括柠檬草、生姜、接骨木莓、黑胡椒、黄柠檬和蜂蜜。‘我信任那医生’,这名继承了查韦斯的独裁者说。他又补充到:‘我已经跟夫人一起准备了九瓶。就像医生说的那样,我时不时就喝一点。’”

卢卡申科:“(他)建议人们不应该像那些‘西欧人’一样陷入恐慌,而应该每天喝上40到50克伏特加,每周去两三次桑拿,并经常去农场劳作。他说:‘艰苦的劳动加上一台拖拉机,包治百病。’”

有一些政策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包括检测被感染者,将所有可用资源投入于发展救治能力,以及为抗病毒药、免疫力检测和疫苗的研究提供激励。真正困难的取舍,是一方面要保护民众免于致命的感染,另一方面则要维持经济活动。当前最可信的估计显示,极端情况下,如果经济活动照常进行,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一年之内,疫情会感染全球百分之四十到七十的人口,死亡人数会在三千二百万和五千二百万之间。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如果没有人工作,那我们会死于食物和基本服务的匮乏。这是政治家们面临的抉择,而他们的选择各有不同。约翰逊一开始不情愿限制经济活动,但很快转到了另一个方向。特朗普看起来犹豫不决,但最近暗示他愿意牺牲人命来阻止股票市场崩盘。所有国家都关闭了学校和空中的边境。但到3月22日为止,各国在保持社交距离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有很大区别:从无所作为(根据BBC新闻西语新闻,这包括尼加拉瓜、古巴,以及令人意想不到的——乌拉圭),到实行宵禁,再到关闭所有非必要服务和生产单位,最后是对老年人有特殊限制的隔离。看起来,策略的选择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大部分政治家(除了了不起的阿尔伯托·费尔南德斯之外)都疲于应对当下,而并非未雨绸缪。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传染病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爆炸式地增长。哪些人隐藏了信息,哪些人没有?对于政客的担保和普通人的离世,舆论作何反应?人们那时候是自愿接受了对基本自由的限制,还是仅仅服从政府的指令?政治家听取了哪些人的建议,是政治顾问、科学家、医生,还是经济学家?从这些思考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的是,这次疫情将会对知识分子们产生出病态的魅力。

三、操纵还是幻觉? 

4月1日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政客所说的话。我们时常会怀疑他们又掩盖了坏消息,夸大了好消息。何况,我们希望他们撒谎,希望他们能把未来描绘得比我们所期望的还要美好。正如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中一句口号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许诺”。想象一个政治家说出“事情越来越糟,我们无能为力”这样的话,那他/她肯定一票也赢不了。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均衡:我们希望政客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希望他们撒谎,所以他们才撒谎。但是,政客们传达虚假信息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他们并非试图操纵我们,只是确实抱有虚妄的信念。由此,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话题:面对新冠疫情的爆发,世界各国领导人到底如何反应。

法国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武汉有人正在死去。事实上,早在1月3日,中国外交部就告知了各国政府武汉出现神秘疾病的消息。人们那时不知道的,是病毒是否会传播到中国以外,以及它到底有多么危险。截止到3月7号,全世界总共有87500起已知的感染病例,但其中80000起是在中国。法国当时已经有130人感染,2人死亡,政府也采取了初步的温和措施来遏制疫情: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人,以及跟他们有过接触的人,都被隔离了起来。但同时政府也发布公告称,“一切尽在掌握”,没有担心的必要。《世界报》(2020年3月20日)的报道指出:“每天在电视上和广播里,都有医生——尽管很少是传染病专家——向人们保证,新冠病毒并不比流感更危险。政治家们尽管有科学顾问,但还是受到了电视节目里‘专家’们的影响。出于安抚民心的考虑,行政机构对这些‘专家’和那些拉响了警报的人给予了同等程度的信任。”到3月4日,法国已经有212人感染,4人死亡,但政府的女发言人还是得到指示,在接受FranceIntel电台采访的时候声称:“我们并未处于疫情阶段”,并援引了法国每年都有两百五十到三百万人感染流感的事实。尽管一些地区学校已经关闭,她还是说:“我们不会关闭法国的所有学校。现在有的只是一场准流感,我们不会关校。”到3月12日,情况已经非常严峻。那一天,新成立的科学委员会告知总统,如果放任不管,病毒会感染过半人口,成千上万的人会死去。“我们之前不掌握这一情报”,总统的一位顾问说,“最开始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应对一场大流感。”到了傍晚,总统宣布实行隔离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

巴西总统博索纳洛也一直在传播新冠病毒只是一场“小流感(grinpezinha)”的说法。但是,无论是直接接触过动物的人才会被感染,还是新冠病毒只是流感的变体,这些想法都并非毫无根据。毕竟,有很多病毒人类会感染,但不会扩散给其他人。蝙蝠就会传播这样的病毒。何况,人太警醒了也会犯错:2008年,法国卫生部在流感疫苗上花了15亿欧元,但只有8%的法国人接种了疫苗,这引发了一场对卫生部长Roselyn Bachelot-Narqui乱花公帑的指控。事后意识到的错误,在不确定的结果揭晓之前,未必就显得那么疯狂。

然而,有一些对于危机的反应,着实比较令人难以理解。我不知道特朗普在想什么。看看他说过的话吧:1月22日,当美国只有一例感染者时,特朗普保证说:“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它(病毒)。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病人。我们已经控制了情况。一切都会好的”。2月10日,他说:“看起来到四月份,你们知道,理论上,天气热起来的时候,病毒会奇迹般地消失的。”2月28日,他说:“它会消失的。总有一天,像个奇迹那样,它会消失的。”3月10日,当有615人感染,22人死亡的时候,他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会干得很棒。病毒会消失的,保持冷静,它会消失的。”

如果有人在祈求奇迹的发生,那我们除了喝一点卢尔德或者渗渗泉的圣水,以及耐心等待之外,也就没什么要做的事了。然而,有些政治领袖的疯狂更加主动。尼加拉瓜的副总统,也是总统夫人,在3月14日组织了对抗病毒的“公民游行”。公民可以为了诸般理由走上街头;但游行对抗病毒,实在和旅鼠出行无异。即便“团结起来的人民不会被打败”,抑制病毒的药方还是让人们尽可能地分散开来。

我们能不能分辨,哪些政治家确实知道得更多,但试图去操纵我们的信念,哪些政治家则是在欺骗自己呢?重要的证据之一是审查:在一些国家,公开有关病毒的信息将受到法律惩处,这其中有阿尔及利亚、匈牙利、土耳其和委内瑞拉。如若没有这种表面上的证据暗示政客们在掩盖什么,我们就只好假定他们并无自杀的倾向,假定他们要是向其他人撒谎,那就不会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这里有一些事实。成员超过五百名的武汉人民代表大会,于1月11日还召开了一次会议。中国最高领导人主持了几次闭门会议,1月17日出访了缅甸,18日又抵达云南,期间一直没戴口罩。马克龙总统3月6日造访了一位老人的住处,还去了剧院。特朗普总统不停地召开集会,在海湖庄园接待了博索纳洛总统,并不顾全国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坚持与人握手。鲍里斯·约翰逊在被检验为新冠阳性之前两天,也还坚称自己会继续跟人握手。政客们满心只想安抚民心,避免恐慌,因而确实可能会一厢情愿。但他们也可能是有意为之,自己只公布好消息,坏消息留给其他人去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相信病毒高度传染且可能致命,还会召集和参加公众活动、旅行,以及游行吗?我愿意相信,他们确实低估了病毒对自己和对其他人的威胁。

但为什么有些人低估了威胁,有些人却没有呢?有的领导人采取了及时(相对于该国与中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而言)的行动,并尽快推行了全面的措施。到最后,我们遇到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足够幸运,遇到了一个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政府,而另一些人则要在政府的妄想中备受折磨?这一区别看起来跟政体无关。中国和法国都很晚才意识到危机,而台湾地区和越南都在获悉了武汉的情况之后就及时行动。沉浸于妄想的领导人里,的确有不少人对民主制度不屑一顾,但这份名单也包括了对民主有坚定信心的那些人,其中有马克龙和佩德罗·桑切斯。这份名单不包括维克多·奥尔班——他抓住时机,给民主制度来了致命一击。的确,我们也许会预期那些“滑坡国家”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会利用危机来统领全军,宣布紧急状态,并废除所有政治制度。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包括普京在内,都放弃了承担责任,只是尽可能地按兵不动。也许更加系统性的分析能显示一些可识别的规律。但此刻,我只感到疑惑。

四、我们价值观的脆弱性 

4月5日

当中国采取激进手段来遏制新冠病毒的蔓延时,国际社会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这些做法是威权主义、残酷、有侵略性和专制的。它们确实是的:强制隔离、人脸识别摄像头的广泛使用、地理信息定位、通过微信监测行动和消费、在社交媒体上压制信息——无法想象民主国家也会采用这些措施。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说,截止到3月6日,“在法国采取这些严厉限制措施,毫无疑问是‘不可想象的’。”“由于中国的体制按照极权主义的方式运行,它可以让许多人进行隔离,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做到这点。”法国知识分子Guy Sorman宣称。但十天之后,法国政府就宣布了限制令。

我们所珍视的自由价值,不仅仅包括自由的行动,也包括自由参加集会和宗教仪式,以及保护个人隐私免遭国家侵犯。我们的民主价值则包括了通过选举选择政府的自由,以及藉由民选代表和司法体系来控制政府行为的自由。我们从此次危机中的限制措施里可以学到的是,当死亡逼近时,这些价值让步了。这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含义深远。生存是必须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奢侈品。帕特里克·亨利的感慨——“不自由,毋宁死!”看起来反倒像异常之举。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全世界十亿人口被禁足家中,大多数人都自愿接受,认为这是避免自己或他人的死亡所必需的。只有美国和巴西的一些福音教徒,才坚持把自身的组织利益置于公众安全之上;甚至波兰天主教会都拒绝教众参加复活节弥撒。在好几个国家里,人们自愿接受了对自身活动的地理信息定位。各个政党都对推迟即将到来的选举表示支持。议会将权力授予行政分支,不再开展协商。司法听证也都暂时搁置。

考虑到我们现在已知的事实,从以上的观察中所能得出的至多是一个假说,还需要系统性的证据来加以验证。我们应当预期,民主国家在限制自由的时候会更加犹豫;相对于威权国家,它们在面对同等程度的危险时,会更晚采取限制自由的措施。正如David Runciman观察到的那样:“民主政府从来不擅长做出艰难的决定。提前行动——在问题变得急迫之前就解决它——也从来不是民主的强项。我们会等到别无选择的时候再去适应情况。这意味着,在面对类似疫情的时候,民主国家往往会起步更晚,只不过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善于追赶。”但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些由政体、制度、政治环境和领导人个人特质导致的差别,会在死神逼近之时迅速消失。甚至那些反复宣称疫情会奇迹般消失的领导人,比如特朗普总统,都转而采取了跟中国相同的措施。

我们也会预期,一些民选领导人会更倾向于采取“极权主义”措施。在危机开始之前,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然在侵蚀民主的根基,这包括马杜罗、奥特加、博索纳洛、特朗普、奥尔班、卡钦斯基、洛佩兹·奥布拉多、穆迪和埃尔多安。但令人吃惊的是,并非所有人都选择借此机会给予民主制度致命一击;事实上,这个名单里,只有奥尔班这么干了。大多数人则选择尽可能地按兵不动。

不采取严厉举措的一个理由,是这会让经济活动陷于瘫痪。我们的确面临着权衡取舍。对此最好的总结,来自墨西哥城游客中心里的一位彩票贩子:“是啊,我很害怕,但至少新冠病毒能靠药物治疗,饿肚子可不行。”左翼政府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担心经济瘫痪会威胁弱势群体的生存;右翼政府则害怕影响大公司盈利。在过去十几年里,高盛系(鲍尔森、加特纳、努钦)执掌着美国经济,他们有理由关心股票指数胜过其他一切。或许我们也应该预期,行动的迟缓程度跟政府的意识形态有关。也有可能某些国家最终会更快地放松对隔离的限制。但这些区别都跟自由价值无关,只是出于纯粹的经济考虑。

获得了紧急权力的政府纷纷保证,这种权力会是暂时的,有限制的,适宜当前情况的。因此,法国司法部长Nicole Belloubet才会强调,允许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治国的3月23日法案,唯一目的就是“对抗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后果。其他任何基本权利,以及民主生活所必需的制约,都不受影响。表达、沟通、传播信息和批判的自由都一如既往。”

我们会忍不住去猜测,当前这些限制会有怎样的长期影响。生活在震惊之中的我们,想要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世界各地的报纸专栏里都充斥着预言家,从名流到经济学家再到哲学家。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水晶球来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事。中国、新加坡、韩国和以色列都已经在使用追踪设备。一组欧洲的科学家,PEPPPT,于4月1号宣布,他们当前正在开发能让卫生部门追踪被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应用。MIT也在进行类似的开发。面对危险,人们愿意接受这样的监视。在中国的浙江省,90%的居民都加入了可以监控他们日常行动的阿里健康码系统。甚至极为看重隐私的法国人也愿意让步。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80%的受访者声称他们会安装这样的应用。此类尝试将会永久地成为政府武器库的一部分。政府也许未必会使用它们,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发布时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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