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手记】我做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用?

提要:学者的目标不应该是通过反思和自省消解自身的特权,而是有意识地、策略性地运用自身的特权,来为最终消除一切特权的事业服务。

张跃然/政见观察员

图片来源:TAH – Vancouver To Y, missing the days with you. 前些日子,我的研究《政治竞争与征收房产税的两种模式》(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wo Modes of Taxing Private Homeownership: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tate)在期刊《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上发表了。具体的研究内容,可能不太适合在公共平台上介绍。不过,作为自己独立完成的第一项研究,推进这个研究的过程确实迫使自己思考了很多超越研究本身的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可能是「如何定位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的问题。我想,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过程分享出来,或许本身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好奇的产生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可能是刚刚迈入博士生涯的学生不太会去思考的问题。毕竟,在那个阶段,大家往往还保留着对学术活动本身的热情和憧憬——似乎学术本身,就足够提供意义。在那个阶段,大家要么还保留着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将「发现」的过程本身当做乐趣;要么对各种诱人的学术理论,感受到智识层面的吸引力。 至少我在读博的最初阶段的确是这样的。而自己最初选择研究房(地)产税的原因,大概也基于此。2016年年初,开始读博半年之后,我突然注意到一个现象:之前的几年中,中央部门的官员频频吹风说房地产税将在全国层面出台,使得「要征房地产税了」几乎成为「年经」甚至「月经」新闻。然而事实上,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的政策进程并没有什么公众可见的进展(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对这一现象,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为什么房地产税年年说要推,却年年推不出? 而那时候对财政社会学痴迷的我,直觉上也感到这个题目在理论层面有不小的潜力。房(地)产税涉及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政府在市场调控中扮演的角色、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住房的文化意涵等多个维度,不管从哪个维度挖下去,都可能和学科内的理论议题对上话。就这样,出于经验层面的好奇和理论层面的期待——或者说,出于对学术活动本身的热情,我选择了房(地)产税背后的政策过程作为研究主题。 热情的崩塌然而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对学术的热情很快就崩塌了。套用《甄嬛传》里的一句话,这象牙塔中「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实则一团污秽」。学术圈里充满了冷漠和倾轧,而我所接受的全部学术训练,都是关于如何更快地发表,而不是如何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事实上,大家为了发表也无所不用其极。学术自身的意义被越掏越空,学术更多地成为了谋生的手段,或者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追求「成功感」的工具。 如果学术仅仅是谋生手段,那我为什么还要做学术?干点儿别的工作不好么?我逐渐意识到,如果自己还想在学术圈坚持下去,那么就必须寻找另外的意义支点。因此我不得不开始思考,我做的学术之于现实世界究竟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当时所在的社会学博士项目,恰恰以学术和现实结合紧密自居。大家热衷于研究美国社会中最受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当然,研究者自己其实有多关心这些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并致力于让自己的研究产生「社会影响」。据我观察,在我系范围内,「社会影响」主要指两方面。一是基于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国会听证会发言、游说议员等向政府官员「建言献策」活动;二是写媒体文章或接受媒体采访,用自己的研究结果「塑造公共舆论」。 然而这两种对「社会影响」的认知都无法说服我。所谓「建言献策」,说得直白一些,其实就是用自己的研究结果来取悦政治权力最顶端的人,掌权者的一点点关注,都成了学者莫大的荣耀。而所谓「塑造公共舆论」,我总觉得仿佛是学者想象自己一旦振臂一呼,公众就会趋之若鹜、洗耳恭听。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实则是对话语权垄断的追求。我越来越觉得,这两种定义「社会影响」的方式都是高度精英主义的,还稍稍透着那么一点点虚伪。 疗愈与解放就在那段时间,一方面是为了逃离学术带给我的意义破灭的焦虑,另一方面出于各种阴差阳错的原因,我开始越来越多结识社会运动——尤其是劳工和左翼运动——中的实践者,自己也渐渐或多或少参与其中。运动之于那时候的我,既是一种疗愈也是一种解放。在和运动中的同伴在一起的时候,在实际做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才是真正有用的。 经常会有运动中的伙伴理所当然地问我「你是研究劳工/社运的吧?」而当ta们得知我其实研究的是财税政策的时候,脸上总流露出一副认知失调的表情。我所做的研究和我所参与的运动之间,看起来确实八竿子打不着。我无法站在运动的角度,解释我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研究题目。运动中的参与给了我意义感,却让我更觉得我的学术研究没有意义。我开始变得耻于和运动中的伙伴谈论自己在研究什么。 也确实有一些伙伴劝我改变研究方向,转去做劳工/社运相关的研究。有一段时间我认真地在想,自己也许可以通过研究运动的方式,来实现学术和运动的统一。然而,每次当我严肃考虑换研究方向的时候,却摆脱不了一个心结:我总隐隐觉得学者研究运动,本质上是在消费运动。运动中的人和事为学者提供了研究素材,学者利用这些素材发论文、出专著、找教职、评tenure,但是对运动能有什么回馈呢?浪费运动者的时间也就罢了,不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运动来达到破坏运动的效果吗?学者Edna Bonacich就曾经指出,劳工研究学术期刊的最忠实读者,正是服务于反工会产业的咨询公司。 在运动中待的时间长了之后,我越发确定,学术本身,其实对我而言没有太大意义。我真正在乎的,还是运动和其背后的政治议程,那才是我愿意奉献一生的东西。我是发自心底地希望,自己可以用研究来为运动服务。但面对手头的这项研究,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做到这点。 也想过,或者干脆接受这种运动和学术在自己身上割裂的状态。或许可以把学术当成纯粹的谋生手段,站稳脚跟、养活自己,争取更多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以此回馈运动。这当然也是一条能够自圆其说的路,学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服务运动。然而,总还是不甘心,总还是希冀着,手头做的学术研究可以直接对运动产生意义。 无心插柳打开新世界这种纠结的心态持续了很久,直到我的研究进程本身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我一开始的研究问题是「房(地)产税的政策制定为何陷入停滞」,但在几经试探之后,还是无法掌握相关材料,只得作罢。另一方面,2011年重庆和上海两个城市开启的房产税试点,我一开始只是当做背景信息梳理。但深挖下去之后,却发现这一试点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实则大有文章。重庆和上海两地的税制设计和征收方式,虽然都以「房产税」为名,但其实完全不同。顺藤摸瓜地探究下去,我进一步发现,重庆的征税模式,其内在逻辑和当时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实践高度一致。这一波房产税试点之所以出台,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系列实践带动的结果。 这的确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研究发现。我忽然意识到,对房产税的考察,其实为我们理解当时西南城市的政治实践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对比两座城市的房产税征收模式,能更清楚看到西南实践特殊在哪里。追踪房产税出台的过程,也能管中窥豹地看到西南实践和当时整体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房产税其实阴差阳错地成为一个关键抓手,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及政治版图的后续发展。 这番无心插柳,让我开始重新思考学术研究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在这之后,偶尔两三回和运动中的伙伴聊起这个研究,对方展现出的兴趣远超我想象。一个伙伴说,这刷新了ta对西南实践的理解。另一个伙伴说,ta听完后觉得更明白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政治力量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现在这样的。 这让我突然觉得打开了新的世界。我开始想,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发挥作用的方式也许是去研究运动所必须面对的那个力量,研究国家和资本的权力运作黑箱,研究它几十年来是如何变化的。这恰恰是运动参与者非常需要却又不易获得的知识。 如何连接学术与运动带着这样的思考,我阅读了更多学术界内部和「学者与运动的关系」问题相关的讨论。两种思考路径似乎颇为主流。一种认为,学者所掌握的理论,尤其是理论背后的比较视野,可以对运动提供一些指导。另一种认为,学者服务于运动的方式,是帮助那些被边缘化的、不可见的「底层」群体变得可见,通过学术书写确立这些群体的主体性。 这两种路径,被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尝试过,这些尝试不仅真诚,而且非常重要。然而,我个人却无法被这两种路径的有效性完全说服。对于第一种路径而言,学者「指导」运动的姿态很难不带有某种居高临下的色彩。根本上,它预设了学者比运动参与者更知道如何推进运动,预设了知识是有高下之分的,预设了学者所拥有的「理论」是比运动参与者所拥有的「经验」更高级的知识。 而对于第二种路径而言,「为某群体发声」和「替某群体发声」之间的边界并不好拿捏,前者很容易滑向后者。毕竟,真正意义上的赋权,应是被边缘化的群体拥有自己发声的能力。在这一点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由学者充当发声中介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次优选择——但这却常常被学者忘记,使学者安于、甚至骄傲于「代言人」的角色,不经意间垄断了话语权。 正如学者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提出的「公共社会学」概念所设想的那样,学者和运动之间最理想的状态,应是真正意义上平等、交互地对话,一同完成知识生产。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的状态,恰恰是布洛维没有处理的问题。 我想,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以运动对立面为核心关切的知识生产,或许是一条颇有希望、值得尝试的路径。这一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回应运动对于「有用的知识」的需求。被生产出来的不是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经验层面的具体事实以及对事实的系统性叙事(虽然理论依然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之所以这一知识生产必须由专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完成,不是因为这些人拥有多么高的智识水平或思辨能力,而是单纯因为这一知识生产(尤其是涉及到历史维度的话)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收集材料、分析材料、做访谈、查档案,这些漫长而细碎的工作需要专人专职完成,这是由当代社会的社会分工所决定的。不过,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虽然由学者完成,但学者的研究议程,很大程度上应是被其所扎根的运动塑造的——运动的需求推动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的议题选择,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生产的确可以说是由运动和学者平等、交互地共同完成的。 当然,并不是说这一路径背后不存在风险。一个显然的风险是,要想尝试面向权力的「向上研究」(studying up),必须要有接近社会「精英」群体的机会。拥有这种机会,本身就意味着学者拥有某种由阶级出身、求学经历、社会关系等多个因素决定的特权。学者和运动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并未被消除。但是,正如我的朋友骆斯航所说,学者的目标不应该是通过反思和自省消解自身的特权(事实上,这种特权也无法仅仅通过反思和自省消解),而是有意识地、策略性地运用自身的特权,来为最终消除一切 特权的事业服务。在我看来,学者利用自身的特权去生产运动需要的、但又不易获得的、关于其对立面的知识,实现的正是这一目的。 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一定不会容易。如何处理运动和学术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的问题。每一条路径背后,都会充满荆棘。但是,于我个人而言,这条路径毕竟以一种相对能够自圆其说的方式,为勾连运动和学术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它值得我更严肃、更有意识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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