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哭吧:性侵受害者不止女性

 针尖作者/蓝培源

Alex Morgan,现在是公益组织Stay Brave UK的执行总监,这个公益组织致力于帮助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尽管已经过了十几年,英国小伙子Alex Morgan还能清晰回忆起第一次拨打性侵受害者救助热线时得到的回绝。

那年他16岁,拨打了学校日志本上的求助热线。但接线员听到他的声音时,不容置疑地说:“男性是施暴者,女性才能是受害者。我们只帮助受害者。”然后径直把电话挂了。

“我一直在听别人讲述他们的经历和故事,而每个故事都惊人相似:人们就是不把男人和男孩当成受害人,”成年以后,Morgan创建了一家男性性侵受害者互助组织,“社会以为他们只会是加害者。”

这是一个鲜少被认真讨论、却远比人们所知更严峻的话题。

尽管就连受害者救助热线的接线员都不假思索地将“性侵”仅有女性才会遭遇的犯罪;但与普遍的认知相反,事实上,Alex Morgan的遭遇并没那么罕见。

英国2013年的数据调查显示,在78,000个性侵受害者中,9000名为男性。

2014年,美国犯罪受害者研究项目调查了4万户美国家庭,发现针对男性的性暴力和强奸行为比例为38%。

UCLA法学院的教授Lara Stemple认为数字太高而进行继续调查,却发现这并非夸大其词。但她指出,关于男性受害者的数据仍然很难获取,首先是很多机构不将男性纳入受害者范畴,其次,男性被性侵事件高发的监狱数据难以收集并且常被忽略,还有则是男性不愿意上报。Stemple的研究表明,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台湾“卫福部”曾统计过全台自1997年至2016年期间的性侵害受害人累计人数,其中十分之一是男性。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受害者人数在这20年内攀升了60倍,增幅如此迅速,应该是因为男性越来越敢于说出自己被性侵的遭遇。

男性在战争中被强奸则更为常见。Lara Stemple研究过智利、希腊、克罗地亚、伊朗、科威特、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地的战争。她指出,针对男性的强奸是一种常见的侵略手段,它可以用来羞辱敌人并使之沉默。

在伦敦酷刑受害者治疗中心接受帮助的斯里兰卡男性中,21%的人提到过自己在被关押时遭受过性虐待。

1980年,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监狱中,76%的男性政治犯表示曾经遭受过一次以上的性虐待。

联合国的一项报告调查过波黑战争中 5000个被关押在萨拉热窝附近的男性,80%的男性报告过被强奸的经历。

国际特设组织也在2012的叙利亚战争酷刑受害者报告中特别提及被残忍性侵的男性。

早在Alex Morgan拨出求助热线的前一年,也就是2003年,英国已经性侵法案中便已将男性纳入性侵和强奸受害者范畴。

但是纽卡斯尔大学的Aliraza Javaid针对法庭辩护和案件的一份研究发现,2003性侵法案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困难,局限于案例数量,法庭处理男性受害者的经验依旧严重缺乏。

美国FBI在2012年也将强奸受害者的定义扩大到男性,不过在佐治亚、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等州,法律并未将男性视为可能的受害者。

在其它国家,比如新加坡,法律完全不承认男性会成为强奸受害者。中国相应的法律也仍处于空缺。鲜少有国家主动调整“性侵”或“强奸”的定义,将男性列入受害者范畴。

与此相对应的是,多项研究表明,男性遭遇性侵事件,受到的伤害并不比女性少。

此外,性侵的形态、持续时间、作案者的身份以及受害者将此事和盘托出后重要他人的反应等因素,更会强烈地影响当事人的心理。

拨通求助热线的时候,距离中学生Alex Morgan被陌生人强奸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但那句“女性才能是受害者”,令他备受煎熬,并扭曲了对健康关系的理解。接下来的几年中,他甚至分辨不出伴侣对他的情感虐待和操纵。

“16岁的时候,我尝试过寻求帮助却被拒绝。然后,直到20岁,我也再没向任何人求助。”他后来说,“如果我第一次拨打求助热线时,有人能告诉我,我是那个受害者,我的人生会过得截然不同。”

图片来源:Will Storr for the Observer

在内战频繁的西非国家,很多在战争中被俘虏的男性,都曾经受不同程度的性侵和或残暴的性虐待。多数幸存者选择和施暴者“共谋”:出于羞耻,或者是求助无门。

沉默和隐藏经历是他们共通的生存方式。

社会禁忌是第一道障碍,首先,警察会找上门——70%的非洲国家仍然视同性恋为犯罪。

其次,这些“不够男人”的幸存者极有可能被朋友和家人排斥,而经常扮演救命稻草的国际组织,在救助男性强奸幸存者方面,经验和提供的资源几近于无。

国际组织救助许多深陷泥淖的非洲妇女,早已疲于奔命。他们无力也尚未意识到被强奸的男性也是被忽略的战争遗毒之一。

Lara Stemple发现,在她研究的4076个针对战争性侵进行救助的NGO中,仅有3%的组织简略地提到了救助战争中被强奸的男性。

根据乌干达的一家非政府组织“难民法律项目”(The Refugee Law Project)对北乌干达南苏丹难民的被强奸调查,超过20%的当地女性在遭遇强奸后会报案,而只有4%的男性受害者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必须隐藏我是强奸幸存者的身份,这在我们社会是一个禁忌,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能哭泣,别人只会认为你是个懦夫,既软弱,又愚蠢。”在刚果的一次冲突中存活下来的强奸幸存者Stephen Kigoma在接受BBC采访时说。

即便在社会禁忌并不十分严格的发达国家,羞耻感也笼罩着被性侵的男性。

一种羞耻感来源于,受害人并不想被别人视为同性恋,因而拒绝揭发施暴者。

此外,尚未准备好出柜的男性,也不想因此提前暴露性取向。

性别刻板印象严重的社会,会认为“真正的”男人不应该成为性侵犯受害者,因为这与社会建构所要求的“强壮” “无坚不摧”的男性气质有着明显冲突。带有女性气质的羞辱词汇便是这种社会建构的例证之一:比如娘炮、女里女气(sissies, pansies,pussies)中所包含的强烈讽刺意味。

William Pollack 认为一些男性用一层“阳刚之气”的面具隐藏自己的软弱,犹疑和无力,遭受性侵则威胁着要撕掉这层面具,因而会对男性造成重创。

关于女性权益,我们常说:让我们来证明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强壮。却忽略了另一面:让男性也可以表现出软弱,无力。

社会若是对男性的软弱视而不见或报以轻蔑态度,只会继续加强两性刻板印象,而且会进一步女性赋权,比如永远将“受害者”和“女性”自动联系在一起,对于男性,则只会期待他们拥有强壮的男性气质。

这种基于“男强女弱”的性别偏见,最后同样会伤害到男性,使他们被社会建构的羞耻感折磨却无法寻求帮助。

而社会的态度,也许应该像《纽约时报》的“如何培养一个女权主义儿子”短漫画中提到的那样:允许你的男孩哭泣、主动求助,不要让他使用带有女性气质的词语羞辱别人。

尤其是,当无法忍受的骚扰发生时,教会他如何站出来高声疾呼和反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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