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约束高校权力“巨兽”

 

政见特约观察员/枳猫

“安详宁静,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这首1994年发行的民谣《冬季校园》似乎代表了人们的一种幻想:高校安详宁静,是远离社会的净土

这首歌发行一年后,高岩进入北大;1998年,她自杀身亡;2018年,她当年的遭遇才为人所知。

性折射权力 关乎学术生存

这绝不是偶发事件。此前,北航陈小武、厦大吴春明、北电多名教授等一系列“白发的先生”涉及性侵丑闻曝光。海面上漂浮冰山之下也许是更惊人的黑暗。就在公共舆论场讨论沈阳时,还有很多人被控制、被侵害,求告无门,走投无路。

舆论压力足以推动一些改变,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完善性骚扰法律规定。但如何保证这些机制、规则能够真正落实呢?

“生活的一切都和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关乎权力。”这句据说来自王尔德的格言揭露了性侵害中的权力关系。

在学生和部分高校教师的畸形关系中,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西安交大周筠、武汉理工王攀,或许没有索要性,但索要顶礼膜拜、事务性劳动、贴身服务……共同点不是要求什么,而是无法拒绝。

权力体现在一系列日常暗示或命令中:必须从事指定研究、与导师共同署名发表成果、在院系利益争夺中供人驱驰、冲锋陷阵……

权力阻止学生反抗。学生越是接近学术,越受到这种权力关系影响,不得不依附于艰难学术环境中那些拥有权力的人。研究生和准备考研的同学尤其受到权力的制约。

从考研到毕业,学生在现有学术资源分布中处于劣势。他们总量多、可替代性高,就像农民工一样面对剥削手无寸铁。

同时,中国古老的尊师重道传统也影响着新时代学生与师长的关系。传统神话一方面将教师塑造为道德完人,另一方面要求学生驯服于父权化的师长。这让学生在侵害面前首先陷入道德劣势。

制度束缚权力 尝试避免悲剧

我愿意相信,大部分高校教师心地善良、值得尊敬。但在缺乏制度性预防的前提下,大部分人越是善良,百分之一的恶就越难阻止。

基于对现状的理解,参考国外高等教育的实践,我暂就研究生阶段的情况,提出两方面制度性的建议,在微观层面尝试限制权力。

首先,单一导师制是否可以改为指导委员会制度。

只有一个导师,权威是绝对的。正如陶崇园的悲剧所显示,其他老师很难名正言顺地提供学术指导和必要的危机干预。多名教师组成指导委员会,或许可以松动、稀释绝对的权力关系。

当然,在师生比极低的高校,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即使在教育资源更丰富的美国,研究生实际上也是由学术委员会中的某一位导师主管。但这种制度保留了监督、干涉的可能。

另外,在因学术分歧、个人冲突、导师工作调动等原因需要更换导师时,委员会制度可以确保更加合法、顺畅地完成这种转变。

其次,推迟确定导师的时间,在硕博研究生入学后第二年正式确定导师。

现阶段,绝大部分研究生在入学时就和导师确立指导关系,有些甚至在入学前就建立某种学术联系。这当然有利于尽早开展学术研究、确保入学。但同样也存在学生对导师不够了解、对学术方向不确定造成的问题。

因此,如果在正式登记导师之前给学生一年的缓冲期用以增进对自我、专业和导师的了解,很多悲剧或许都可以避免。

象牙塔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法外之地。尽管本文所提到的两条建议谈不上成熟,但是如何让在学术场域阴影中受困的青年学子们有回旋、选择空间,有自我保护的制度性工具,建立平等、和谐的学术环境,确是当下急需讨论的问题。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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