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为何涉足不相干领域?可能是受到临退休官员的压力
马亮/政见观察员
中国政府大力优化政商关系,推进营商环境改善,但是企业可能仍然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为政府“埋单”。香港大学王丹青和INSEAD的罗晓薇在研究中指出,在中国企业的多元化战略背后,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政府之手。
对2001-2011年间的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期望“安度晚年”的临届省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并顺利退休,往往期望本地大企业能够大包大揽,解决国有企业改制导致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这会导致企业合并同其核心业务不相干的国有企业,并延聘这些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官员职业生涯中的不同目标
政府官员需要追求多重目标,特别是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在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政府官员会追求和重视不同的目标,并会要求企业帮助他们实现这些目标。
在上任伊始,政府官员期望通过拉动经济增长来获得政绩,并据此而谋取晋升。
在临近退休时,政府官员会更倾向于保守和守成,期望不出差错而安然退休。此时,政府官员会更加重视维稳工作,避免出现“大乱子”,而经济增长则不是其所关注的主要目标。
企业为何涉足不相干行业
通常来说,企业的多元化应以相关或相近行业为主,而涉足不相干的行业则可能导致效率损失乃至失败告终。因此,企业不相关多元化的背后往往不是理性的战略决策,而更可能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量,比如政治施压。
为了验证这个职业阶段假说,研究人员使用2001-2011年一千多家上市公司的综贯数据。之所以选取该时段,一是因为1997年以来开始推行“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在此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批下岗工人,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理想的背景。二是因为2001年证监会加强监管,由此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数据质量。
研究人员整理了每家上市公司涉足的行业,并计算其兼并的不相关行业的数量。他们将新进入的行业滞后三年,因为企业兼并的决策和执行需要一定时间。该研究使用上市公司合并的企业所处行业数量来衡量不相干的多元化,即合并的企业所处行业越多元,则意味着多元化越不相干。
研究人员认为,省委书记和省长如果在下一届党代会前只能干目前一届,那么就意味着他或她是临届退休了。该研究使用各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数量来衡量当地的维稳压力,并认为维稳压力越大临近退休的官员会越倾向于推动企业多元化。
研究显示,当省长临近退休时,如果国企改革导致大量下岗职工,那么上市公司会更有可能合并这些国有企业。对于省委书记来说,这种职业阶段效应并不明显,因为他们一以贯之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与抓经济发展的省长相比,省委书记全面主持工作,维稳更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该省发生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时,政府会加强社会维稳的常态化管理,而不需要通过企业去“救火”。因此,群体性事件压力越大,政府干预的可能性越强。研究人员使用各省发生的劳工抗议和罢工次数,来衡量群体性事件导致的维稳压力。研究显示,在群体性事件压力较大的省份,省长在下岗职工较多的情况下更趋向于推动上市公司兼并国有企业。
当上市公司在政府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时,政府会更倾向于让其“背包袱”。当企业严重依赖政府资源时,那么就会更有可能委曲求全地接管国有企业及其下岗职工。如果企业有很强的社会主义烙印,或者是受政府严格监管的话,那么政府会倾向于要求这些企业来为其排忧解难。
“社会主义烙印”
研究人员以企业IPO的时间来衡量社会主义烙印,并认为IPO时间越晚则说明社会主义烙印越深。研究人员将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归为受监管较严重的行业,其他行业则认为受监管程度不高。分析显示,上市公司的社会主义烙印越深,它们的不相关兼并情况越明显。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受政府监管越严,它们配合政府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项研究表明,政府有许多办法可以借道企业实现政治目的,而这同政府官员的职业生涯息息相关。企业行为中有很多是有政治色彩的,无论是否是它们心甘情愿的。当企业的命运取决于政府的时候,就不得不承担政府强加的政策责任。由此可见,要想推动营商环境改善,就需要让企业有底气和能力对政府说“不”。
参考文献
Wang, Danqing, and Xiaowei Rose Luo. 2018. “Retire in Peace: Officials’ Political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doi: 10.1177/000183921878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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