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领袖“克里斯马”的正确使用方式

邵立/政见观察员

“任何没有查韦斯的领导看上去都十分脆弱……”这是委内瑞拉反对派在查韦斯病逝后所持有的期待。不过，这种期待没有成为现实。继任总统马杜罗宣称，坚持执行查韦斯遗志，并以此动员国内民众。对于现在的委内瑞拉，查韦斯依旧保留着政治上强大的象征意义。

在政治学、社会学中，这种象征意义可以称为“克里斯马”（Charisma）。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把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分成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克里斯马”，也就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

这种政治魅力往往表现如下：政治领袖将自己打造成完美的“超人”，拥有超越凡人的强大力量和道德水准，是人民的救世主。这种源自“克里斯马”的力量也因此成为政治领袖治下政府的合法性来源。

传统理论认为，“克里斯马”效果短暂，领袖号召力会随时间推移以及领袖去世而减弱。因此，国家必须将个人合法性转换成制度合法性，用对政党组织的忠诚代替对领袖个人的忠诚。

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博士候选人Caitlin Andrews-Lee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发表论文挑战这种说法。他认为，只要策略得当，领袖的“克里斯马”可被后继政客利用，继续吸引民众支持。

所以，“克里斯马”最初是如何构建出来的？

首先，领袖必须明确强调社会边缘化群体的利益，并将该群体带入政治权力角逐的中心。必须打造“一手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光辉形象，以确保获得支持；还要创造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表达（symbolic narrative），强化救世主地位；给人民描绘一个美好未来，并妖魔化政敌，将他们描绘成人民的绊脚石。

“克里斯马”的本质并不是简单的“跟着走就有肉吃”的物质利益交换。追随者对领袖的支持，包含了强烈的道德诉求：领袖是正义、勇气和无私的化身。追随者在支持领袖的过程中，也构建了自己“追求人间至善”的身份认同。

在领袖死后，继任者如何延续前任“克里斯马”的吸引力呢？研究者提出了两个策略。

第一是物质策略。继任者给民众承诺，马上兑现已故领袖的激进分配政策，给追随者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困难。这暗示了继任者延续了领袖的道德境界和执政能力。因此即便这个政策在长远来看不具有持续性，继任者也要去执行。

第二是象征策略。继任者的形象也要向已故领袖靠拢。比如，在推行政策时提及领袖，宣传活动中播放歌颂领袖的歌曲，与领袖穿相似的服装，和领袖一样与民众直接接触、拥抱，使用领袖当年运动时的口号、旗帜和颜色等。通过这些象征性符号的传播，继任者重新点燃了追随者的热情，让追随者重新激活“追求人间至善”的身份认同。

这两个策略有效吗？研究者通过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调查进行印证。在这两个国家，贝隆和查韦斯是典型的“克里斯马”领袖。调查以面访方式进行，在两国分别以首都、非首都城市和乡村地区作为调研地点，以贝隆运动和查韦斯运动的支持者为调查对象。

研究者向受访者展示了某一候选人的宣传材料，在材料中提供两个信息：是否提出激进政策、是否展现与领袖的象征性联系。然后，受访者需要评价该候选人的无私程度、对未来的眼界以及解决国家困难的能力，回答自己对贝隆或查韦斯运动的认同程度并表露投票意愿。

结果表明，在阿根廷，实验组的受访者比对照组更愿意支持该候选人，对候选人所属的政治运动的认同也更强烈，对候选人的评价也更正面。但在委内瑞拉，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差异，所有受访者对候选人和相关政治运动一致给予高度评价。

研究者认为，委内瑞拉实验组和对照组无差异，原因是查韦斯去世不久，其“克里斯马”没有消散；而在阿根廷，贝隆去世多年，所以实验组观察到的效果更加明显。

调查结果基本证实了研究者的假设，即后辈政治家不一定要通过“制度合法性”来获取支持，只要他们善于利用已故领袖的资源，就可以赢得选举。这个研究也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在演讲时引用超凡领袖的语录。物质诱惑和情感诉求，对于赢取民众支持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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